天堂草原——锡林郭勒盟的全面小康之路

　　半岛·BOB官方网站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作为我国北方极具后发优势和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地域辽阔，区域重要，草原和矿产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发展潜力大。近年来，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历史机遇面前，锡林郭勒盟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牧业现代化为抓手，以富民强盟、实现全面小康为目标，在发展实践中不断探索新路径、创造新经验、实现新突破。连日来，中央党校调研组来到锡林郭勒盟草原深处的嘎查、新兴城镇的社区、白雪皑皑的边境口岸、现代能源企业的工厂矿区，在深入调查与思考的基础上，探询着锡林郭勒盟近年来在转变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提升发展潜力、形成发展实力上面所做出的扎实努力，触摸着这片古老而新生的土地上工业文明与游牧文化并存、资源富集与保护性开发并重、GDP增长与人民幸福指数共升的呼吸脉动，我们深深地感到已融入它的血脉与精神之中。锡林郭勒盟的经验与思考，它向我们昭示了什么？又承载了什么？我们撷发的这一组调研报告，将向您展开一幅锡林郭勒盟通向全面小康之路的生动画卷

　　锡林浩特，草原上不落的明珠，承载着游牧文化的精髓和草原精神的灵魂，千百年来在茫茫的草原上、疾驰的骏马中、成群的牛羊中诉说着中华文明的伟大和辉煌。进入新的世纪，城镇化的脚步也慢慢踏入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一处处资源的开发、一片片工业园区的兴建，给这个经历了千百年风霜雪雨的母亲增添了一份时代的韵味。锡林浩特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开发的后发区域，在见证一个个新的城镇化开放模式的成败荣辱之后，也思索探求着适合自身发展的新型牧区城镇化道路。

　　西方几百年的城镇文化和科技革命给世界的城镇化道路提供了价值模式和指导思想，城镇化道路内生在西方生人社会治理模式之中，浸染了城镇二元理论的洗礼，形成了一种带有西方工业特色的范式。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加和世界一体化融入程度的增强，也自发自觉地融入到城镇化道路的范式当中。但是这种外嵌式的城镇化道路到了中国却显得有点水土不服，一些城镇化推广试点地区虽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但是诸如生态保护、社会管理、农民出路问题也摆在了基层党和政府管理人员的面前。内蒙古自治区的锡林郭勒盟作为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区域，作为承接资源枯竭型城市战略转移的主战场，在迎接新一轮的城镇化浪潮中是否能够华丽转身，不仅仅关系到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果能否让牧区的牧民共享，更是关系到我国新一轮城镇化道路下的牧区文明的传承和保护。

　　当前西部牧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集中面临的三大问题是：生态资源的保护问题、农民进城后的就业发展问题以及社会管理创新问题。城镇化道路不是终结乡村文明、践踏生态资源的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走的城镇化道路追求的是可持续的生态绿色发展道路。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的城镇化进程中，在一些地区尤其是牧区出现了牧民集中“上楼”、牧场固定划界后的生态退化问题形成了生态与发展之间的“悖论”；牧民进城后放弃了原有的游牧的成产方式，带着政府大量的补偿金进入到新建成的城镇，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就业指导和配套，使得牧民失去了就业或者创业的机会，因迁返贫、坐吃山空、甚至染上恶习的情况也屡见不鲜；牧民定居进城后，原有的部落或氏族式的熟人管理模式被解构，新的社区聚集形式形成，引入生人社会的治理方法，带来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缺失、社会公共服务紧张、教育卫生资源匮乏等新的问题。

　　城镇化这个“外来的和尚”在草原上到底能不能“好念经”，锡林郭勒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请城镇化这个“外来的和尚”“坐上马”喝上“酥油茶”，住进“蒙古包”，走一条新型的牧区城镇化发展道路。

　　首先，在定居牧区的生态保护方面，坚持把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放在新牧区建设工作首位的原则，全面落实草畜平衡和草牧场休牧、轮牧、禁牧的制度，积极转变草牧场利用方式，建立草牧场健康等级评估体系，严肃清理非牧户，并配套实行草场返租收储制度、三级牧草贮备制度。东乌珠穆沁旗的书记乌力吉动情地说：“草原文化的根基在于草原的生态，只有保护好了生态，草原上的人才有了灵魂，只有有了灵魂，人们才有快乐，人们才有机会品尝到城镇化带来的幸福感。”中国的牧区的城镇化不是反生态化，而恰恰需要突出生态化的特色，不是大规模的厂房的兴建和千遍一律的道路城区的拔地而起，而是在保护好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基础上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城镇化。锡林郭勒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走了一条不同于内地的集中化的农场性质的道路，而是根据畜牧业季节性的分散性的特点，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的传统，勇敢地尝试摒弃集团化的大牧场，推动从“大游牧”到“小游牧”，建立现代家庭牧场，以现代家庭牧场的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形成区域性的合作社组织形式的松散却高效的管理体系，一方面提高了牧民定居后的生产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克服了集中后带来的生态环境退化甚至恶化的问题。在东乌珠穆沁旗的乌里雅斯太旗的前进草原合作社，新建的2010平方米的储草棚整整齐齐地排列着秋季打上来的干草。2012年，前进草场打草面积为8.5万亩，打储草525万公斤，预计售草收入达到200万元。草场草料的供应以合作社的参股牧民为主，该区域的其他定居牧户为辅，通过牧草的合作社化的运营，一方面提高了定居牧民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对草场的轮休和生态的涵养提供了支撑。这种草场的小型合作社模式破解了原有游牧中的公地悲剧问题，又解决了城镇化定居下牧民的私有化牧场中的生态不均衡问题。

　　其次，目前中国有些地区推进的城市化，已经成为引发当今社会摩擦最大、带来问题最多，农民不认同、不买账、甚至以死相抗的城市化，症结的原因就在于城市化没有成为使农民受益的城市化，尤其是失去农业生产方式的农民更是在经济上失去依靠、心理上失去平衡、没有在城市生活下去的根。而锡林郭勒在城镇化进程中脱离畜牧生产的牧民的再就业和创业方面，锡林郭勒盟采取了“授鱼”和“授渔”相结合的方法，突破“从一产转到一产”的思维局势，引导扶持农牧民直接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在牧民再就业方面，广泛开展牧民进城后的职业再教育，通过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形式，依托盟、旗两级的职业教育学院，给农民传授新的技能，使得牧民进城后能够从事新的生产活，给牧民提供新的谋生手段和在城市中能够持续发展的根。锡林郭勒职教中心在正蓝旗举办了“正蓝旗农村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班。此次培训班以蒙汉双语授课，把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有机结合起来，经过7天的培训，98名参加培训的农牧民，75人参加考试，90%通过了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并取得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而这批学员大部分现今都从事了长途运输业，拓宽了就业的领域。像这种技能培养和企业订单式的培训正在锡林郭勒的新的小城镇如火如荼地展开，配合着大量的新的掌握了技术的劳动力的增加，政府也做好疏导和服务的工作，各个旗县成立了劳动就业服务大厅，为放下套马杆，握起操作盘的新的牧民提供就业指导、求职登记、用工登记等针对性的指导与帮助。在东乌珠穆沁旗的劳动就业服务大厅我们看到，仅仅在上半年，全旗就征集岗位4750个，城镇新增结业957人、牧区富余劳动力转移安置587人，拓宽了农村牧区劳动力就业渠道，形成了培训就业的良好局面。在推动创业方面，为实现创业促就业，盟政府创新了“扶持返乡农牧民工创业和吸纳带动就业并重”的工作思路，出台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形成了政府搭台、农牧民创业热潮。各级政府及就业部门在外出务工人员集中的重点乡镇建立农牧民工创业园，并积极为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牵线搭桥，使得每个创业园辐射到周边12个乡镇。同时，结合农牧民工创业园特点，建立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和孵化机制。现在，农牧民工和下岗失业人员享受同等的创业扶持政策，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扩大到创业农牧民工；对落户创业园区的农牧民工创办的企业，给予税费减免和房屋租赁零租金。目前已先后在锡林浩特市、西苏旗、正蓝旗、镶黄旗、太旗等地建立了农牧民创业园，入园农牧民工实体400余户，吸纳农村牧区劳动力就业2000余人，人均年工资达1.3万元，为锡林郭勒盟的小城镇建设注入了更多的生机和活力。

　　最后在创新社会管理方面，在改革开放30年中，从承包制到解决“三农”问题，从小康社会到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工作，都表明了中央始终把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放在维护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战略地位，但城镇化带来的原有的管理模式的解构和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已经成为从中央到基层的管理者最为关心的问题。锡林郭勒盟委和行署开动脑筋、实地走访、多方调研、勇于创新，走出了一条带有牧区特色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社区网格化管理相结合的新的社会管理方法。在党组织建设方面，成立了“蒙古包里的党支部和马背上的党书记”，针对城镇定居牧区的区域广、人员分散等问题，构建了实践党小组组长、浩特长和党员中心户的“三位一体”的基层组织设置模式，推行了“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制度，推广移动式蒙古包党员活动阵地，党支部书记和党员中心户以蒙古包作为党员基层的点，以马和现代交通工具作为线，辐射了相邻牧户形成的片，实现了哪里有牧民群众居住，哪里就有党组织，哪里就有党员服务的目标。在社会事务管理方面则采取了网格化的科学方法，本着“人到格中去、力往基层沉、事在网中办”的宗旨，按照信息收集“一网打尽”、居干素养“一专多能”、网格管理“一岗多责”、考核奖惩“一视同仁”、居民需求“一目了然”、服务居民“一盯到死”的工作方法，全力推进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同时引入现代科技的力量，通过研发管理软件，搭建技术平台，与“草原110”形成并联模式，提高社会管理的及时性和科技性。锡林郭勒盟从嘎查社区、流动人口、特殊人权、虚拟网络、社会组织五个层面创新社会管理服务模式，稳步推动“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的转变，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和牧民的满意水平，给新时期牧区的城镇化转型中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锡林郭勒作为牧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成功典范蕴含着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的理念与经验。首先，中国的城镇化不能走千遍一律、照着葫芦画瓢的道路，要根据不同的乡村文明类型和生产模式因地制宜的推进城镇化的道路，草原城镇模式、湖泊城镇模式、平原城镇模式、海洋城镇模式等等都具有自身的发展特质和发展步骤，只有穿上“合脚”的城镇化的“鞋”，才能走得快、走得稳；其次城镇化不能一味地强调农业生产的集团化和产业化，中国农村以家庭为单位的新城镇化经济形式不仅能保留传统的精工细作的传统，更能够有效利用现代机械化和农业技术，实现与市场对接，形成农副业多样化经营，中国农民以其智慧让小农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的新生，成为支撑中国城镇化的基础；再次，要建立健全相应的保障体制，中国的城镇化不是一蹴而就，需要一系列的就业、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城镇化发展的稳压器；最后中国的城镇化道路要成为中国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的道路，中国需要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华夏传统文明的智慧，朴素的“天人合一”模式蕴含着生态绿色的理念，同时信息技术革命以来，从根本上改变着乡村游离于现代文明之外的格局。在高速网广泛覆盖全球的今天，乡村与城市在使用信息上的同步性，为乡村就地融入现代经济网提供了信息技术支持，也为新型城镇化管理增添了科技的翅膀。

　　锡林郭勒，狼图腾的传说，草原第一羊的故乡，世界上最美的草原，在进入新世纪的发展征程中，在党的十八大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蓝图中，迎来了新一轮腾飞的契机。城镇化的脚步越来越近，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交织在草原上奏响了一曲发展与保护的曲调，锡林郭勒人正用着草原人的智慧，将这首曲调用马头琴演奏的更加和谐、更加美丽。生态不等于落后、城镇不等于污染、牧民不等于贫穷，这是锡林郭勒人的信念，是草原上升起的不落的太阳，也是我国新型牧区城镇化的真实写照！

　　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何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大潮中发挥应有作用？锡林郭勒盟走出了一条颇具特色的文化发展之路。作为蒙元文化和上都文化的发源地，它孕育着中国北方游牧文化的灵魂，是蒙古长调和博克的摇篮，历史悠久的乌珠穆沁、苏尼特、察哈尔、阿巴嘎四大草原部落书写着千年来游牧文明的血脉，金黄色的炒米、鲜红的肉食、乳白的羊群和绿色的草场，闪烁着草原文化恒古不衰的熠熠光辉。厚重的历史、繁荣的今天、充满希望的明天。如何让草原文化走出草原，插上民族化与市场化的翅膀，走向世界？实践表明，加强文化品牌建设势在必行。

　　这是一个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年代，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需要符号化、形象化和品牌化。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做大做强需要市场效益的支撑，而要想取得好的市场效益则必须搭建品牌平台。锡林郭勒作为中华草原文化的使者，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将草原文化介绍给世界的重任，如何将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界的眼前，文化品牌战略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做法。锡林郭勒盟根据自身地域的文化差异和历史积淀，确定了“盟里抓品牌，旗县抓特色”思路，将各地的文化进行分类标识，选取最为代表当地的文化符号进行深加工，使得以依托民族文化表演、民族旅游、民族服饰和民族手工业的文化产业品牌具有易识别、地域性强和风格独特的特点，同时这种文化品牌的成熟也促进了旅游文化业的发展。

　　2012年，经过锡林郭勒人民16年的坚持努力，元上都正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成为锡林郭勒人民的一张世界名片，以申遗成功为契机，各地对于元上都文化的研讨和挖掘也进入高峰期，作为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文化奇妙结合的产物，其文化意义可以与意大利的古城庞贝相媲美，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这片神奇的草原上，2012年第二届元上都文化研讨会在锡林浩特召开，国际联合考古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当缓缓拉开元上都的神秘面纱之后，“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和“大元帝国的百年夏都”的风采将征服世界，而在这一品牌背后则蕴含着难以估量的市场潜力和巨大的国际影响力。

　　除了“元上都”这一历史品牌，锡林郭勒还构建了六大旅游品牌：连续举办九届的“中国国锡林浩特国际旅游文化节”；“多彩西乌珠穆沁草原民俗风情节”；“中国国元上都文化旅游节”；太仆寺旗的“国草原皇家御马文化节暨全国马术绕桶冠军赛”；成功举办七届的“苏尼特右旗骆驼文化旅游节；镶黄旗的“草原文化旅游节”则亮出了“中国阿斯尔音乐之乡”和“中国火不思传承基地”两张金字招牌，这六大旅游品牌各具特色，在地域上、时限上相互交织，集合了传统与现代的文化项目优势，进一步提升了草原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品牌建设的持续力上在项目带动战略上做文章，着力打造旅游目的地，加强旅游产品开发，深入推动旅游业的大发展，目前游客接待量达82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14.9亿元。年内全盟“牧人之家”增加到325家，累计接待游客153万人次，营业总收入6441万元，户均利润7.93万元，人均收入7800元。

　　文化品牌建设的动力来自于文化主体对于文化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文化品牌建设不能脱离产生它的社会语境成为空洞的象征符号，文化品牌要蕴含着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成为守望民族精神的堡垒。草原文化的主体是牧民，草原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在历史上是通过一代一代牧民的口传身授完成的，在当前市场化的浪潮中，除了以市场为导向、以政府为依托项目化运作提升草原文化的品牌影响力之外，牧民的朴素的自觉自发的文化传承与扩大更是无形中提升草原文化品牌效应的内生动力。

　　虽然现代交通工具在草原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是马仍然是牧民的情感的象征和文化的符号，更是草原文化的符号。“在游牧时代，一个蒙古人失去了马便等于失去了生命，这也间接地验证了在越来越开放的环境中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是多么的重要。”以马和牧民为载体的草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仍在在这片肥沃的草原上上演着。苏尼特左旗牧民苏和，被誉为是“草原文化的活图书”，先后收集了草原民俗文物4000余件，以己之力坚守着草原文化；在东乌旗，牧民自费出版了关于草原文化的图书和民歌专辑180多种，这些图书和专辑收录了民族风情、蒙医蒙药和长调呼麦等许多领域，为民族文化的流传提供了技术基础。上海世博会内蒙古活动周期间，东苏旗绿野民族服装厂创办者乌云其木格作为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带着100余件绳艺手工艺品，向世界各族人民展示了用绿色天然原料诸如驼毛、马鬃等制作的生产生活用具、手工艺品，并在活动期间当场献艺，在上海世博会这个大舞台上上演了游牧文化的传奇剧。正蓝旗的董希格，多年来致力于元上都的研究，积累了宝贵的参考资料；苏尼特右旗牧民巴雅尔自办了“骆驼文化节”；西乌旗牧民苏乙拉图建起了流动式的蒙古包博物馆。一位老牧民巴特尔深情地说：“我们的骨子里流淌着草原的血，草原文化是祖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必须把草原文化发扬光大。”

　　乌兰牧骑是草原文化的活品牌，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支乌兰牧骑诞生于1957年，来自苏尼特大草原。是一支仅有9人、两辆勒勒车、4件乐器的小队伍。苏尼特乌兰牧骑是一支优秀保有古老乌兰牧骑传统的团队。在当时由于乌兰牧骑非常适合农牧民的需要，所以很快得到普及和提高，到1963年已有30支，而且在1964进京汇报演出时获得极大成功，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充分肯定，并按照周总理的部署，在全国进行巡回演出，影响很好。1979年始，乌兰牧骑走出国门，先后在欧美及亚洲其他国家访问演出，普遍受到好评。马头琴、长调、舞蹈、数来宝等民族文化的精髓被他们发扬光大。时至今日，已有专业和业余队伍80多支，演职人员 2000余人，每年演出5000多场。如今，乌兰牧骑已成为一支蕴含着艺术性、市场性和文化性的队伍，通过各种形式的演出，借助市场化的手段，不仅仅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更成为代言草原文化传承和发扬的品牌。

　　斟一杯美酒，品味牧人的奔放，唱一曲长调，聆听草原的心声，喝一碗奶茶，回味着古老的传说，跳一支舞蹈，陶醉于现代的绚丽，从“文化大盟”战略的确立，到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再到文化产业的崛起，锡林郭勒的文化建设走上了一条传统和现代、自觉和自信、文化和产业相结合的品牌发展道路。我们认为，这是一条文化振兴、文化强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