矮生百慕大
摘 要：战地记者王小亭1937年拍摄的被全球1.36亿人观看过的照片《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被公认为摄影史上关于战争最伟大的新闻照片之一。这张照片成功的一个重要奥秘就在于王小亭始终努力地去往“离炮火最近”的第一线，捕捉震颤心灵的画面，通过融通中外语言实现有效传播，对军事新闻工作者有现实借鉴意义。
人们常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1937年,战地记者王小亭拍摄的一幅著名新闻照片《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强烈地震撼了世界人民的心，在全球大约20至30亿人口主要靠报纸、杂志、电影传播新闻的当时，因为1.36亿人的观看而闻名遐迩。同时代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有句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这个“近”可以理解为距离近，也可以理解为思想上、心灵上接近，《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正是这句名言的最佳注脚：因为足够近，所以足够好—它拍摄距离炮火最近、传播距离人心最近，它是通过融通中外语言实现有效传播的典范。
《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呈现的是侵华日军轰炸上海闸北区火车南站的惨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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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张狂宣称“三天可攻下上海，三个月占领全中国”，中国军民奋力抵抗，“淞沪会战”爆发。激战10余天后日军未能按照他们的预期攻陷上海，悍然宣称因中国军队聚集南市，将于28日14时轰炸这一地区。而事实是，当时上海北站已陷入战火，南站成为主要交通枢纽，中外各慈善团体正连日遣送难民，车站内外挤满逃难人群。日军无视人道主义原则和国际法，出动数架轰炸机炸死难民250余人，炸伤500余人，车站尽毁。上海《立报》记载：“……天桥及水塔、车房当场被炸毁，同时在站台候车离沪难民均罹难，死伤达六七百人。死者倒卧于地，伤者转侧呼号，残肢头颅，触目皆是，血流成渠……景象之惨，无以复加。”
供职于美国米高梅公司《今日新闻》的中国籍电影摄影师王小亭，一看到日军轰炸即背起重达70多公斤的德国造“埃尔莫”电影摄影机，驾车急驰黑烟升起处，途中他看到了一片狼藉的火车南站。他说他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当时目睹的可怕场景：“铁轨上、站台上到处是炸死炸伤的人，断肢残体处处皆是，只是由于工作，才使我忘了所看到的东西。我停步装上片子，看到脚上的鞋子已满帮是血。我穿过铁轨，以燃烧着的天桥作背景拍了好几张全景，这时，看见一个男子从轨道上抱起一个幼孩，把他放在站台上后，又回去抱另一个受重伤的孩子。孩子的母亲已经死在铁轨上。我在拍摄这幅悲惨的情景时，听到有架飞机又飞回来了。我迅速对着那个孩子拍完了剩下的几尺胶片，然后向孩子跑去，想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去，但孩子的父亲回来了。”
王小亭托停泊在黄浦江上的美国军舰把胶片先带到菲律宾马尼拉，再由泛美航空公司班机带往美国。同年9月15日，美国各电影院放映了这段新闻影片，这个浑身是血、独自坐在一片废墟里惶恐大哭的幼童迅速引起了美国民众的莫大关注。米高梅公司随后将这个镜头定格制成照片，发表在全美各种报刊上。著名的《生活》周刊在1937年10月4日那期连用两个页码刊出这帧定格照片和救护人员包扎幼儿的过程，以标题《海外照片：1.36亿人见过的上海南站照片》做了详细报道：“在16架(一说为12或8架)日本轰炸机于8月28日投下炸弹之后，赫斯特新闻社著名摄影师、人称外号‘新闻片王’的王海升（即王小亭）在第一时间就赶到上海南站这个可怕的地区。他拍下了废墟中这个瘦弱的中国儿童。这张照片通过万国新闻社经赫斯特系统报纸刊出，有2500万读者，经35家非赫斯特系统报纸的有175万读者，以及美国800家其它报刊的转载达400万读者。同一张照片由外国报纸转载和向国外分发的报纸读者人数估计达2500万。在‘当日新闻’的新闻片放映中，累计观众约2300万看过这个儿童。‘摩维通新闻’购买和放映了这卷新闻片，估计也有2500万观众。这两卷新闻片又分别在外国放映，估计观众为3000万人。所以总计看见过这个中国儿童的人数达1.36亿……据外国记者报道，日本说日机是误炸南站的，但这批照片否定了这种说法。”
这组照片不仅迅速引发全美国民众谴责日本滥炸平民区的罪恶行径，国际反响也非常强烈,《生活》杂志将它收入《生活摄影文库》时配文说：“……这次的轰炸是米高梅公司的明星记者王小亭用35毫米的摄影机拍成的。这一格相片曾在全世界的报纸上刊登，引起了国际性对日本屠杀无辜中国老百姓的愤怒。”在1938年1月3日的《生活》周刊上，这张照片及其故事被读者选为1937年该杂志的10大事件之一。后来美国政府还把它作为宣传照片印制在红十字会和国家公债的海报上以及散发到世界各地的明信片上。1938年6月，美国新闻协会向王小亭颁发奖章，以表彰他的杰出成就。
《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被全世界公认为人类摄影史上关于战争的经典、隽永的新闻作品，是20世纪与《齐柏林飞艇轰炸》《德军初进巴黎》《美军在硫磺岛竖立国旗》等照片具有同等价值的最伟大的新闻照片之一，为纪念摄影术发明150年，美国《大众摄影》于1989年精选了15张历史性“永难忘却的照片”，它是其一。
有学者将传播定义为“导致参与者间不同程度的共享意义和价值的符号行为”，由于现实世界中的万事万物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牢固、一成不变的普遍意义—意义是人为赋予它们的，不仅具有任意性和规约性，还取决于传者、受者、语境、传送方式以及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鲁迅先生说过一句名言“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地域、种族、文化、教育等许多因素往往造成人类交流中的巨大鸿沟。要跨越鸿沟获得有效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共通的意义空间，依赖于传受双方共享的相同概念、相像的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方式及话语，这也是《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获得巨大成功的奥秘。
首先，照片一半“自然”一半“文化”的属性，使人类更容易抵达并理解到它的“自然”那部分共通的意义空间。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引进一个概念：表征。将它作为重要文化理论概念提出来的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表征是通过语言生产意义”，简单地说，它一方面反映的是一个独立客观世界的象征行为，另一方面它“不是单纯地反映现实世界，而是一种文化建构”。照片直接拷贝现实，因此它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即照片一半呈现“自然”，一半生产“意义”。相比于语言文字，对于人们的接受习惯，照片的表征表现为“先直接后曲折，先简单后复杂，先浅显后深奥”，因此解读照片一定是先易后难—面对它的“自然”属性，人类基本都能一望即知，不需要跨越太多“门槛”。比如《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中坐在一片废墟里惶恐大哭的幼童，任何地域、种族、性别的人都会一眼就懂，不会出现误读。假定这个报道不是这样一幅具有直观性、形象性、冲击力的照片，而是一篇文字，那对于那些从未接触过汉语的受众而言，如果不将报道转译成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他们根本无法解读。
但照片《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能够跳出“此地”抵达“彼处”，能够超脱“瞬间”实现“永恒”—王小亭在极短的时间内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抓拍到的瞬间却使不同地域、种族，不同文化、教育背景的观看者几乎相同地赋予了该瞬间连接过去与未来、此地与彼处的普遍意义。大幅度实现了“人类的悲欢相通”，则不止是这张照片“自然”属性的功劳—这是这张照片价值的第二点，即它的有效的“文化建构”。
照片记录历史，但照片在被记录下来的瞬间和正在观看的瞬间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每个人在观看一张照片时都会把自己的一些东西投射到照片上去，被记录下来的瞬间唯有观看者能够从中读出超越照片自身的“过去与未来、此地与彼处”时，它才具有普遍意义。换言之，当多位摄影大师都讨论过诸如“稍纵即逝的最重要的瞬间”“决定性瞬间”时，那怎样的一个瞬间就是这样一个瞬间？也许正是“它既保留了被记录下来的事件的特殊性，也选择了一个那些特殊外观的相关性（应和）能够阐明一个普遍观念的瞬间”，也就是说，通过抓拍瞬间所含的特殊性，赋予它成为具有强烈象征性的社会符号的意义，从而使它成为具有普遍性含义的社会形象。由此可说摄影师对他拍摄事件和拍摄对象的选择，就是一种文化建构，被拍事件或被拍对象，当它们作为照片呈现出来时，也成为文化建构的一部分，照片的表征差异不在别处，恰在它的这个“文化”属性里面。
《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击中人心的是“空袭”和“儿童”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强烈对比。“儿童”作为人类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往往代表着未来和希望，往往投射出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他们的这种符号性中外皆然：梁启超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罗曼·罗兰说“谁要能看透孩子的生命，就能看到堙埋在阴影中的世界，看到正在组织中的星云，方在酝酿的宇宙。儿童的生命是无限的，它是一切”。又因为相对于成年人，孩童并未成熟的身体与心智更加脆弱，更加需要保护，将“儿童”置于“空袭”之下，无疑是鲁迅先生说的“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认为的“再现一种巨大的不幸是悲剧唯一的职能”。中西方对于“悲剧”的认知有异有同，《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的“悲剧性”之所以契合中外的“同”，在于它印证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内核：人物行为所引起的怜悯或恐惧。而关于怜悯，和亚里士多德基本同时代的孟子说：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由此，作为喻体的“惶恐大哭的儿童”和作为本体的“惨无人道的空袭”在人们的认知中画上了等号：这帧惨绝人寰的画面是人类战争灾难的缩影，这个幼儿是战争中千千万万受难儿童的典型。王小亭在战火中冒死拍摄、捕捉到这震颤人类心灵的瞬间，揭示了整个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深远意义。同理还有越南战争中的经典照片《战火中的女孩》，著名摄影理论家苏珊·桑塔格曾经评论道：“像1972年占据了世界上大多数报章头版的照片—一个赤身裸体、刚被美国凝固汽油弹喷烧的南越儿童沿着公路跑向照相机。她张开双臂，痛得放声尖叫—在激起公众对战争的反感方面，很可能比在电视上播放100小时的暴行起作用得多。”
《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标志着王小亭事业的巅峰，但绝不是他唯一引起巨大反响的照片，作为一名战地记者，他有“新闻片王”的雅号，20世纪20年代即享有“中国第一个摄影记者”的盛名。他记录的战争最前线，为还原历史真相、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获得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支持做出了极大贡献。他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以镜头为枪，走近一线，走近人心，不懈记录努力传播中华民族的抗争。
“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有很多衍生版本，对于战地记者而言，其中一句是：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炮火不够近。王小亭最令人敬重之处就是他永远努力地去“离炮火最近”。淞沪会战爆发后，他化装成菲律宾籍司机，驾驶汽车穿过日军岗哨，直抵吴淞口前线，成为唯一拍到十九路军在实力悬殊的情形下英勇杀敌的摄影记者，我们今天看到的当年会战的影像资料，大部分出自他之手。他的儿子王健龙回忆说：“当年处在炮火中的上海，差不多每天遭到日本人的轰炸，有时一天轰炸多次，父亲每天扛着拍摄新闻纪录片的电影摄影机，身上还挂四五个照相机，奔走于战区。其时沪上各家报纸所登载的战地照片，大都出自他的镜头。”
他不止是在淞沪会战中如此。1928年日本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时，他是万国新闻社的记者，正受到日军监视，但他仍然不顾危险，拍摄大量揭示日本暴行的照片，其中有10余幅是被日军残杀的我同胞的尸体。1929年“蒋冯战争”期间，他奔赴河南前线拍摄了《西北战事真相》。“九一八”事变后，他于1931年底到达锦州并以锦州为起点向东，一直走到辽河西岸的大虎山前线，从那里开始战地采访。1931年12月20日《申报》的《图画周刊》以“锦州前线幅照片，用一个整版予以刊登，报道清晰地展现出当时战役的激烈程度。
王小亭的镜头从来没有离开过苦难的中国人民对于侵略和压迫的反抗。1927年1月，武汉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反英运动并占领了汉口的英租界。王小亭在现场拍摄了这样一幅照片：画面下方近处是中国的群众，上方远处是荷枪实弹的英国侵略者，中间顶天立地挺立着的一位中国汉子是照片主体，他脱光上衣，站成一个“大”字形状，面对英军枪口发表着抗议演说：“我等乃无枪者，但不肯被压迫。”这张照片刊登在1927年1月5日第12期《良友》画报上，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它都是一张优秀的现场新闻照片。
“我等乃无枪者，但不肯被压迫”应该也是王小亭的心声，所以他以镜头为枪，总是出现在那些炮火最猛烈的地方，记录下中华儿女不息地抗争，外国记者评价他：“哪儿有事，哪儿就有王小亭。”晚年他曾参观米高梅的制片厂，在一间仓库，领他参观的人指着一整墙壁的柜子说：“这里所有的胶片，都是你拍的。这还不包括未放映的部分，那些未能上映的，我们都烧了，不然整个仓库都放不下你的片子。”他自己说：“我整天奔走拍摄，尝试用镜头记录下动荡的中国社会。”他还说：“必须要随时离开家，能够不管才行，并且要有这种决心，才能有番作为。”
